假设有两个人领着完全相同的工资。一个人身体健康，乘公交和地铁哪里都能去；另一个人则需要坐轮椅，在没有坡道的建筑或只有楼梯的车站前一次次无奈折返。即使手里的钱一样多，两个人所过的生活也绝不相同。关注这种差异的视角，正是“可行能力方法”（Capability Approach）。
简单来说，可行能力方法是指“不问一个人拥有什么，而是问他凭借这些实际上能做什么、能成为怎样的人”的视角。它由经济学家兼哲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首先提出，经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进一步发展，如今已成为看待贫困、福利与发展的重要框架。
本文将依次探讨可行能力方法的基本概念、相同资源带来不同结果的原因、它延伸到政策与指标的实例，以及它在社会福利实践中的意义与局限。
可行能力方法的核心概念与应用
什么是可行能力方法？
森在1979年的演讲《什么的平等？》（Equality of What?）中，对以往衡量福利的方式提出了质疑。如果只计算收入或物品的数量，每个人不同的处境就会被掩盖；如果只衡量满足感或幸福感，那些在长期匮乏中降低了期望的人所面临的困难就无法显现出来。
因此，森把目光转向了人们实际做到的事情和生活的状态。解释这一点的关键词有两个。
- 功能（Functionings）：指一个人实际达成的行为和状态，例如吃得好、身体健康、能阅读、能工作。
- 可行能力（Capabilities）：指一个人只要愿意就能实现的各种功能的组合，也就是一个人所享有的实质自由与机会。
森举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差别。绝食的人和挨饿的人在都没有进食这一点上，表现出相同的功能。然而，绝食的人是在能吃的情况下选择了不吃，而挨饿的人从一开始就没有这样的选择。可行能力方法所重视的，正是这种选择自由上的差别。
相同的资源，不同的人生：转换因素
即使给每个人发同样一辆自行车，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同样自由地出行。这是因为把资源转化为实际功能的能力因人、因环境而异。可行能力方法把这称为转换因素，通常分为三类。
（1）个人转换因素
指存在于个人身上的条件，例如身体健康状况、残疾、年龄和所学的技能。对于从没学过骑车或腿受了伤的人来说，自行车帮不上什么大忙。
（2）社会转换因素
指由社会造成的条件，例如制度、习俗、歧视以及与性别或阶层相关的规范。在一个忌讳女性骑自行车的社会里，同样的自行车对某些人来说用处就会减少。
（3）环境转换因素
指从物理上围绕着一个人的条件，例如气候、地形、道路和交通设施。在自行车道密布的城市和以汽车为中心设计的城市里，自行车带来的自由大不相同。
这三类因素说明，同样的援助对一些人来说绰绰有余，对另一些人来说却远远不够。因此，可行能力方法并不止步于平均分配，而是要求我们追问到底：每个人实际上变得能够做什么。
延伸到政策与指标的可行能力方法
可行能力方法并没有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发展成了比较世界各国生活状况的指标。其背后的问题意识是：像国内生产总值这样只看资金流动的标尺，无法完整反映人们的实际生活。
- 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1990年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马赫布卜·哈克和森等人的思想为基础首次发布的指标，不仅看收入，还把预期寿命和教育水平结合起来，比较各国的生活水平。
- 多维贫困指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自2010年起使用的指标，它不看收入，而是统计人们在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方面同时遭受的多种匮乏来考察贫困。
- 核心可行能力清单（Central Human Capabilities）：努斯鲍姆列出了每个人都应享有的十项最低限度的能力：生命、身体健康、身体完整、感觉·想象与思考、情感、实践理性、归属（关系）、与其他物种共存、娱乐（游戏），以及对环境的控制。
森于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研究对“把经济增长视为扩展人的自由的手段，而非目标本身”这一思潮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社会福利实践中的意义与局限
社会福利归根结底是帮助人们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可行能力方法为如何衡量这一目标、应在哪里着力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对实践的启示
- 需求的多样性（Human Diversity）：它为向残障人士或承担照护责任的人等用同样资源只能做更少事情的人提供更多支持提供了依据。
- 改善环境（Removing Barriers）：它提醒我们，修好坡道、交通和无歧视的制度等转换因素，与发放现金同样重要。
- 尊重选择（Respect for Agency）：它不强加既定的生活方式，而是以帮助当事人选择自己珍视的生活为目标。
当然，它也有局限。已实现的功能看得见，但作为本可享有之机会的可行能力却难以直接衡量。此外，在应当重视哪些可行能力的问题上，努斯鲍姆提出了一份清单，而森则主张不预先确定清单，而是通过社会的公开讨论来决定，学者之间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
可行能力方法主张，评价福利不应看分配了多少，而应看人们实际上变得能够做什么、能够成为怎样的人。它提醒我们，同样的钱和同样的物品，会因身体、社会和环境条件的不同而通向截然不同的人生。
越过自己拥有的东西，一并审视自己实际上能做和不能做的事情，这正是迈向更公平福利的思考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