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比赛结束后，常能听到有人说：“下半场没换后卫的时候，我就知道要输了。”股票大跌之后，“那时候早就出现危险信号了”之类的分析铺天盖地；对刚分手的朋友，人们也会说：“你们从一开始就看着不合适。”然而，真正在结果出来之前就这么说的人却寥寥无几。
像这样，在事情发生之后相信自己从一开始就能预料到结果的心理习惯，被称为“后见之明偏差（Hindsight Bias）”。简单来说，它指的是“一旦知道结果，过去就显得比实际情况明显得多的错觉”，也被称为“我早就知道效应（Knew-It-All-Along Effect）”。
本文将依次介绍后见之明偏差最早被实验证实的过程、构成这种偏差的三种表现形式、它在医院、法庭和投资领域引发的问题，以及减少这种偏差的方法。
结果改写过去：后见之明偏差
从尼克松访问开始的实验
后见之明偏差是通过美国心理学家巴鲁克·费斯霍夫（Baruch Fischhoff）在1970年代的研究而广为人知的。他听说临床医生常常对病人的结果说“我早就知道”，于是决定用实验来验证这一点。
1972年，在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中国和苏联之前，费斯霍夫和露丝·贝丝（Ruth Beyth）让参与者预先写下各种结果发生的概率。访问结束后再把他们叫回来，请他们回忆当初写下的概率，结果参与者对于实际发生的事件，回忆起的概率比当初写的更高。
这篇1975年发表的论文，题目就是“我就知道会这样（I knew it would happen）”。它首次揭示：在得知结果的那一刻，我们的记忆会悄悄地向结果一方偏移。
同年，费斯霍夫还进行了另一项实验。他向参与者展示一段关于历史事件的简短叙述和四种可能的结局，告诉他们其中一种是真实结局，然后让他们评估每种结局的可能性。无论被告知的是哪种结局，参与者都给那个结局打出了最高的可能性，并且相信即使不知道结局，自己也会这样判断。
后见之明偏差的三种表现
心理学家尼尔·罗斯（Neal Roese）和凯瑟琳·沃斯（Kathleen Vohs）在2012年的论文中，把这种偏差分为三个层次来解释。
（1）记忆扭曲
就像“我说过会这样”一样，把自己以前做出的判断记得比实际更接近结果。这是最基本的层次。
（2）必然性错觉
就像“从当时的情况看，只能是这样”一样，认为已经发生的结果原本就是不可避免的。
（3）可预见性错觉
就像“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一样，相信自己事先就能预见。到了这个层次，人对自己判断力的信心就会过度膨胀。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一旦知道结果，只有能够解释该结果的信息会清晰地浮现出来，而相反的信息则变得模糊。大脑用新信息改写了记忆，然后相信那就是原来的记忆。
动摇医院、法庭和投资的偏差
后见之明偏差在评价他人过失时会造成特别严重的问题，因为在知道结果的人看来，当时的判断很容易显得愚蠢。
- 医疗（Medicine）：读片时漏掉的异常部位，在事后已知存在异常的专家眼中要容易发现得多。因此在医疗诉讼中，医生当时的判断可能会受到比实际更严苛的评价。
- 法庭（Court）：结果越糟糕，陪审员和法官就越倾向于认为那场事故本来更容易预见。同样的行为也可能因结果不同而更容易被判定为过失。
- 投资（Investment）：相信自己预料到了上一次暴跌的投资者，会过度自信地认为自己也能猜中今后的市场。研究发现，这种偏差强烈的投资者会低估风险，收益率也更差。
最重要的是，这种偏差会堵住从失败中学习的道路。如果认为“反正就会是这样”，就不再有理由回顾当时不知道什么、漏掉了什么。
减少后见之明偏差的方法
研究表明，即使知道这种偏差的存在并努力避免，它也不会轻易消失。虽然无法完全消除，但一些习惯可以大大减少它。
- 设想相反结果（Consider the Opposite）：刻意想一想，如果出现了与实际不同的结果，自己会用什么理由来解释。这是研究中被证实最有效的方法。
- 写决策日志（Decision Journal）：做出重要决定时，事先写下当时掌握的信息、预期及其依据。日后就可以用记录而不是记忆来对照。
- 隐去结果再评估（Blind Review）：检讨事故或失败时，如有可能，只把当时的资料给不知道结果的人看，询问他们的判断。这样可以得到不被结果牵着走的评价。
- 回到当时的视角（Foresight Perspective）：评价他人的判断时，先暂时抹去结果，只用那个人当时掌握的信息重新推敲。
后见之明偏差，就像手里攥着结果这份标准答案，去批改过去的试卷。知道答案以后，每道题看起来都很简单，但当时的我们并不知道答案。
当“我就知道会这样”这句话浮现在脑海时，只要反问自己一次是否真的事先知道，就能对别人的失误多一分宽容，从自己的失误中学到更多。如实记住过去的不确定性，正是做出更好判断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