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会议上，当所有人都为同一个意见举手时，你可能也有过心里犯嘀咕，却还是悄悄跟着举起手的经历。看到网红餐厅门口排起的长队，也会莫名觉得那家店更好吃。这正是周围人的选择显得比自己的眼睛和判断更重要的时刻。最早在实验室里清晰展示这种心理的研究，就是“阿希从众实验（Asch Conformity Experiments）”。
简单来说，从众是指“由于群体压力而改变自己的想法或行为，使之与多数人保持一致的现象”。社会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Solomon Asch）设计这项实验，是为了弄清楚即使在答案再明显不过的问题上，人们是否也会跟随多数人的错误答案。
本文将依次介绍实验是如何进行的、人们跟随多数的两种原因、增强和减弱从众的条件，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不被裹挟。
从线段长度实验看从众的力量
谁都能答对的简单问题，却出现了分歧的回答
1951年，阿希在美国斯沃斯莫尔学院进行了首次实验。参与者是男大学生，他们被告知自己参加的是一项视觉判断实验。房间里围坐着八个人，但真正的参与者只有一人，其余七人都是事先约定好答案的实验助手。
任务非常简单。只要从另一张卡片上的三条线中，选出与一张卡片上所画标准线长度相同的那一条，并依次大声说出来即可。真正的参与者总是最后一个回答。在总共18次判断中，有12次实验助手故意说出同样的错误答案。
结果令人震惊。单独作答的对照组错误率不到1%，但当多数人说出错误答案时，参与者的回答中约有三分之一跟随了多数人的错误答案。在一份以123人为对象的报告中，约75%的人至少有一次跟随了多数人，而自始至终一次也没有跟随的人约占25%。
阿希写道，聪明而善良的年轻人竟然会把白的说成黑的，这一事实令人担忧。这意味着问题不在于视力或智力，而是面对多数人的情境本身动摇了人们的判断。
跟随多数的两种原因
实验结束后的访谈中，参与者们各自吐露了不同的心声。有几个人说多数人的答案看起来确实是对的；许多人怀疑可能是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也有人回答说，自己明知答案，却因为不想独自显得与众不同而跟随了大家。1955年，莫顿·多伊奇（Morton Deutsch）和哈罗德·杰拉德（Harold Gerard）把这种从众分为两种影响来解释。
（1）规范性影响
指因为不想被群体排斥或被看作怪人，而只在表面上跟随多数的情况。心里相信自己的答案是对的，嘴上却说出多数人的答案。
（2）信息性影响
指在情况模糊或缺乏自信时，相信多数人的判断会更准确而跟随的情况。这时，想法本身会转向多数人一方。
在阿希的实验中，这两种影响同时发挥了作用。不过，从众的参与者大多把自己跟随多数的次数记得比实际更少。
增强和减弱从众的条件
阿希一点点改变实验条件，观察在什么情况下从众会增强或减弱。
- 多数的规模（Majority Size）：说错误答案的只有一个人时，参与者几乎不会跟随，但增加到两三个人时，从众大幅增加。人数再多，从众也不再增加。
- 一致性的打破（Broken Unanimity）：当一名实验助手说出正确答案时，从众明显减少。即使那个人说出与多数人不同的错误答案，从众也会减弱。
- 回答方式（Response Mode）：让参与者把答案写在纸上而不是大声说出来时，从众大幅减少。
- 任务难度（Task Difficulty）：缩小线段长度的差别、让问题变得越难，人们就越依赖多数人。
随文化和时代而变化的从众
1996年，罗德·邦德（Rod Bond）和彼得·史密斯（Peter Smith）汇总分析了在17个国家进行的133项类似实验。结果显示，越是重视群体和谐的集体主义文化，从众程度越高；而在美国，从众水平自1950年代以来逐渐下降。可见，从众不仅取决于个人性格，也会随社会氛围而变化。
不被裹挟地做出判断的方法
这项实验常被当作人无法违抗多数的证据，但重新审视结果就会发现，有三分之二的回答顶住了多数人的压力，坚持了正确答案。从众并不是无法逃避的命运，而是一种可以随条件减弱的倾向。把实验得出的教训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可以归纳如下。
开会时，先让每个人写下自己的意见，或者让职级较低的人先发言，就能减少意见一边倒的情况。只要有一个人说出不同意见，气氛就会改变，所以有意安排专人担任提出反对意见的角色，也是很好的方法。网上也同样适用这一原理。点赞多的评论、星级高的商品，还没读内容就让人信服；被很多人转发的消息，也很容易未经核实就传播开来。作为个人，参考多数人的选择，同时再多问一句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养成这样的习惯会很有帮助。
倾听多数人的声音，同时坚持确认自己亲眼所见，这就是做出坚定判断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