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病了去医院，失业了领失业救济金，年老了靠养老金生活，这在今天的许多国家被视为理所当然。但就在短短100年前，这样的安全网还只是部分劳动者才能享有的特权。有一份文件把“国家要对全体国民的一生从头到尾负责”的想法汇成了一张蓝图，它就是“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
简单来说，贝弗里奇报告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2年，英国提出的一份政府报告，主张以全体国民缴纳相同保险费、遇到风险时领取相同待遇的社会保险为核心，重新设计战后福利制度”。其正式名称为《社会保险及相关服务》（Social Insurance and Allied Services），被视为战后英国福利国家的起点。
本文将依次介绍报告诞生的背景、“五大巨人”的诊断、支撑计划的原则与前提，以及它如何化为实际制度和留下的课题。
福利国家的蓝图：贝弗里奇报告的结构与遗产
诞生于战火之中的报告
1941年6月，英国联合内阁的不管部大臣阿瑟·格林伍德（Arthur Greenwood）组建了一个跨部门委员会，负责调查分散的社会保险制度。担任委员会主席的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当时英国的健康保险、失业保险、养老金和工伤赔偿各自运作，覆盖对象和待遇参差不齐，被遗漏的人也很多。
贝弗里奇写出的报告超越了单纯的行政整理，为战后社会指明了方向。他说“世界历史上的革命性时刻，是进行革命而不是修修补补的时候”，主张不要被陈旧的框架束缚。
（1）爆炸性的反响
报告在1942年12月初一公布，就引起轰动，人们排队抢购。全文本和摘要本合计，到1944年2月销量超过60万册；公布后不久的民意调查中，大多数国民表示知道这份报告。
（2）对战争与牺牲的承诺
对一同经历了轰炸和疏散的国民来说，这份报告读起来就像一个承诺：战争结束后，更好的社会就会到来。疏散过程中城市贫民的恶劣生活暴露出来，也推高了改革的呼声。
“五大巨人”的诊断
贝弗里奇把阻碍战后重建之路的五种社会弊病称为“五大巨人（Five Giants）”。他认为社会保险是对抗其中第一个巨人的武器，其余的巨人则需要由其他政策共同承担。
- 匮乏（Want）：收入中断或不足、无法维持基本生活的状态，是社会保险直接对抗的对象。
- 疾病（Disease）：因为没钱而得不到治疗的问题，需要面向全体国民的医疗服务。
- 愚昧（Ignorance）：缺乏教育机会的状态，扩大公共教育是解决办法。
- 肮脏（Squalor）：狭窄破旧的居住环境，是住房政策应承担的部分。
- 懒散（Idleness）：指想工作却找不到工作的大规模失业。
报告分析了战前多个城市的贫困调查，认为匮乏大部分源于失业、疾病、年老等导致的收入中断，其余则源于收入不足以负担家庭人口。
支撑计划的原则与三大前提
贝弗里奇计划的核心是全体国民参加的强制性社会保险。他厌恶通过审查收入和财产来证明贫困的家计调查（Means Test），认为只要缴纳了保险费，任何人都应作为一项权利领取待遇。
（1）六大原则
报告提出了六大原则：统一的基本生活待遇、统一的保险费、行政责任的统一、待遇水平的充足、涵盖所有风险和所有人的全面性，以及按生活方式对参保人进行分类。国家只保障最低生活，在此之上则留出余地，让个人自己进一步积累。
（2）计划成功的前提
贝弗里奇指出，仅靠社会保险无法消除匮乏，因此同时提出了三个条件。
- 儿童津贴（Children’s Allowances）：为防止因家庭人口多而陷入贫困而设的津贴。
- 全面的保健服务（Comprehensive Health and Rehabilitation Services）：任何人都能接受治疗和康复的医疗体系。
- 维持就业（Maintenance of Employment）：必须避免大规模失业，保险财政才能支撑下去。
化为实际制度的遗产与留下的课题
战争接近尾声的1945年6月，包含儿童津贴的《家庭津贴法》率先出台；同年大选中，承诺打败五大巨人的工党大获全胜，其余构想也随之成为正式法律。而贝弗里奇本人却在那次选举中失去了议席。
从摇篮到坟墓
1946年的《国民保险法》和《国民保健服务法》、1948年的《国民救助法》相继出台。1948年7月5日，让全体国民无需担心医疗费用即可就医的国民保健服务（National Health Service）正式启动，“从摇篮到坟墓”一词也成了英国福利国家的象征。
批评与局限
统一金额的待遇无法反映物价和地区差异，被批评不足以保障基本生活，结果依赖须经家计调查的公共救助的人越来越多。此外，制度设计把已婚女性视为依附丈夫的人，这一点至今仍被视为其代表性的局限。
贝弗里奇报告把分散的社会保险整合为一体，为战后社会描绘了对抗匮乏、疾病、愚昧、肮脏和懒散五大巨人的蓝图。这一设计延续为国民保健服务和国民保险，成为世界许多国家福利制度的范本。
80年后的今天，围绕福利制度的争论最终仍会回到贝弗里奇的问题上：保障谁、保障多少、以何种方式保障。
准确诊断一个社会必须对抗的巨人是什么，正是设计更好的福利制度的第一步。
